张羿，现为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近年来，他因为后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而引起国际管理学界的关注，最近，又因为对“中国式管理”的系列批判文章而引起国内管理学界的争论。
“我之所以进行这个批判，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针对不正确的思潮。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中国，正确的思想方向太重要了。因此，批判的目的是要在厘清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提供正确的思路。我认为后现代管理现在虽然还不成熟，但却是正确的方向。”张羿在接受《东方企业文化》采访时说。
要真正的创新，不要伪学术
《东方企业文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管理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新方法层出不穷，有人觉得这是中国开放和与世界融合的表现，也有人用“浮躁”来形容这种现状，对此，您怎么看？面对这一切，中国企业与企业家又应该如何选择与取舍？
张羿：我认为，就国内来说，目前所涌现出来的各种管理思潮大多不具备真正的创新性，有些还是典型的伪学术，而不仅仅是浮躁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判断一种管理思想是否真正具有创新价值还是很容易的。我认为以下两种类型的管理思想具有明显的伪学术性质：
第一、宣称中国哲学高于西方哲学，试图从中国哲学中总结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管理思想。在中西融合的背景下，这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试图赢得市场推广的成功，不是对国家、民族真正负责任的真学术。
第二、宣称在儒、释、道、兵、法、墨等形形色色东方文化的基础上，提炼出一套超越性的大智慧的管理思想。因为这些思想都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本身与现代文明存在诸多的不调和性。另外，这些思想本身都自成体系，并非可以完全兼容，把各种思想搀杂在一起并不能创造出超越性的新思想。
而主张中西融合的管理思想，虽然大的方向是对了，但在具体路径上却不一定是科学的。今天，在中国知识界包括管理科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误读还相当严重。只有深刻理解西方的信仰基础，真正读懂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的学术建构才能得出真正客观、科学的结论。
“道”与“术”不可分离
《东方企业文化》：您认为管理工具与管理思想是可以分离的吗？贯通中西能够实现吗？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后现代管理理论？
张羿：西方管理思想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体现。从引进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自“五四”以来，我们就从未停止过。处于文化转型阶段的中国管理，更绝不仅仅是管理工具的问题。而管理工具往往也不是单纯的工具，它的背后通常有一种哲学。也就是说，“道”与“术”是不可分离的。
“道”与“术”的不可分离性，与贯通中西并不矛盾。要知道贯通并不是混杂，而是融合。而融合之道在于找到两种文化的共同结构。在中西哲学的最深结构方面是相通的。
中国当代管理思想的混乱主要是因为管理学者缺少宏观的视角。这是我用后现代视角来研究管理学的根本原因。在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后现代管理的管理目标既超越“中国式管理”的“安人”，也超越现代管理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后现代管理的目标，是“经济—文化”的双重目标 。后现代管理不仅追求企业的效益、社会责任、还追求生命的健康丰盛，后现代管理的目标是最高阶段的管理目标。
实现后现代管理目标需要后现代企业制度以及超越人本主义的企业文化。如果说现代企业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那么，后现代企业的哲学基础就是“后人本主义”；如果说现代企业的产权模式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模式，那么，后现代企业的产权模式就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一模式；如果说现代企业的组织是金字塔式的层级制，那么，后现代企业就是扁平化、网络化和多中心化的组织；如果说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是实体经营或纵向一体化模式，那么，后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就是虚拟一体化模式。
谁是中国管理创新的主体？
《东方企业文化》：中国企业是否缺乏原创精神，特别是思想上的？ 如何增强中国企业的原创精神？创造中国企业自己的管理思想体系应该以谁为主体，企业家，还是理论研究者？
张羿：中国企业并不缺乏原创精神，但是缺乏系统的原创能力。束缚中国企业原创能力的，主要是创新文化和普世观念的匮乏。在创新文化的建设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克服传统文化中扼杀个性的成分；树立普世观念，将使我们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具有超越文化偏见的全球性的宏阔视野。而信仰的缺失，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的建设，并进一步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整体创新力。所以，在进一步与西方文化对话的基础上，构筑普世性的信仰体系，是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建设的根本之道。
关于中国企业管理体系创造主体的问题，我借用一个后现代哲学术语—“主体间性”，不是谁为主体的问题，而是两类主体如何互动的问题。管理学者与企业家的互动是中国管理思想体系突破性创新的根本。以企业家或管理学者为单一主体的观念，都是偏颇的。
《东方企业文化》：本刊上期采访嘉宾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陆雄文教授谈到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很多企业家有很好的创新意识，但是还不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那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撑和管理教育的引领，等到中国企业发展到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才有可能涌现出有思想的企业家、有财富的思想家。对此，您有何看法？
张羿：企业家思想创新的价值，在于他们对时代精神的穿透。虽然不一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却往往是革命性理论的有力佐证。比如杰克·韦尔奇的“内部营销”、“无边界管理”，比尔·盖茨的个性化管理等，都暗合了后现代管理的理念，是后现代管理在企业中的实践代表。
虽然中国还没有出现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这样成就的企业家，但创造思想的企业家已经出现了，比如海尔的张瑞敏，万科的王石等人。尽管还存在不足，但张瑞敏的“斜坡球”理论和王石的“人本主义”，都为企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中国企业家更高层次的思想创新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具有原创精神的管理学者的互动。但如果“管理教育”意指“学院教育”的话，中国企业家的思想创新就并不一定需要管理教育的引领。比如张瑞敏和王石的管理思想就不是管理教育引领的结果。在中国目前，与其说是管理教育在引领企业家，毋宁说是企业家在引领管理教育。
未来中国企业家思想的创新同样不一定是管理教育的引领。因为“管理教育”并不是中国当代管理学界唯一的话语力量。在目前阶段，中国企业与管理教育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互不买帐的现象。中国目前的管理教育还存在着严重的欠缺。而学院派之外的管理学者也远远没有成熟。事实上，在中国文化重建完成之前，中国的管理教育和学院派之外的管理学者都不具备真正引领企业家的能力。
而未来，就象最初德鲁克曾经是美国管理教育之外的话语力量一样，在中国，引领时代的管理学家，也有可能产生于学院派之外，而且这一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在管理学院之外的管理学者群体，有比学院派更多的实际经验，而且在思想创新方面可能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并较少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
（原载《东方企业文化》杂志2006年第8期）